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会议在强调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依法依规供地用地、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外，更要求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特别要防止那些高耗能、排放比较严重的企业盲目发展，同时要调整信贷投向和结构，有保有控，对不同的产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政府的这一表态，说明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转向“有保有压”，这对于今年以来因信贷急剧增加而出现突然“回暖”的股市和楼市，无疑是当头一棒。其实，本轮股市、楼市的暴涨，只是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背景下的货币幻觉。必须看到，在刺激内需的4万亿投资清单以及上半年贷出的7万多亿元信贷额度中，最大受益者是交通、钢铁、能源、重工业部门。由于这些部门几乎被垄断企业包揽，随着财政政策的展开，垄断扩权的挤出效应已逐步呈现。当前，政府有意适度调整政策取向，再一次将“调结构”放在优先于“保增长”的位置，令人欣慰。
毫无疑问，结构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早有共识的是，我国的产能过剩源自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体系扭曲，导致国民的工资收入和要素价格均被压低。内需萎靡不振；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大批“大项目”以经济增长的名义仓促上马，并以垄断企业的名义获得超国民待遇，导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利润空间微薄。正是在这样的权利、经济结构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只能借助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价格被压抑的“优势”，确立国际竞争力。这就是我国“两高一低”的过剩产能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不少中小企业以“高耗能、高排放、低利润、低增长”的面目存在，但恰恰是这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中小企业，不断受到高利润、高福利的垄断企业的排挤，倘若不分清产业结构中的权力结构，不分辨机会不平等导致的分配不公，很容易将寄生的垄断企业奉为“高级产能”的标兵，而将他们的寄主杀死。
以产能过剩问题最突出的钢铁业为例。表面上看，大钢铁企业都在收缩产能，而中小钢铁企业在不断扩大产能。倘若以此判断，不难得出应该提高准入门槛，增加中小钢厂运营成本，以压缩产能的结论。但如果能看到产能过剩背后的经济机会不平等，就不难发现，大型钢企所以收缩产能，是因为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将“长协矿”以现货价格转让给中小钢铁企业获取丰厚利益，而中小钢铁企业之所以必须不断扩张产能，是因为必须通过扩大规模，以摊薄成本。这就是说，垄断钢企目前的优厚利润，来自其对中小钢铁企业的盘剥，倘若中小钢铁企业因压缩产能被迫大面积停产，只能令垄断钢企因寄主死亡而无法存活。因此，根治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关键，恰恰在于遏制垄断钢企的特权，让钢铁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展开竞争。遗憾的是，赢利丰厚的山东日照钢铁厂被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一案，令人们看到市场规则的苍白无力。
钢铁业仅仅是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缩影。在大多数行业都存在垄断企业扭曲价格形成机制汲取中小企业利润的情况。在明显不公平的经济结构下，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之路困难重重，根本原因是制度环境不支持。而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则往往不顾经济规律，不计经济、环境后果盲目扩张。这些现象无不说明，产能过剩的元凶，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压缩产能的巨斧砍向升级无门的中小企业，则必将犯把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悲剧。
可喜的是，2007年以来，政府已经将公共政策重心从经济政策转为社会政策。劳动合同法和环境评估标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环保部开出了成立以来的第一张罚单，劳动保障部印发职业病防治规划，均体现了政府在提高国民权利、扭转落后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的决心。与此同时，国家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也在积极部署，推出了六大政策。在此背景下探讨压缩落后产能的政策取向，进一步破除落后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既得利益，通过剥夺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垄断特权，恢复被扭曲的市场规则；以及通过进一步确认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工人的劳动权益，加速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应当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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